高行健：为了自救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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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可以称之为冷的文学，以区别于那种文以载道，抨击时政，干预社会乃至于抒怀言志的文学。这种冷的文学自然不会有什么新闻价值，引不起公众的注意。它所以存在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欲满足之外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这种文学自然并非始于今日，只不过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的压迫，现今还要对统消费社会商品价值观念的浸淫，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如何看待高行健的“冷文学”
如果是站在的立场，站在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高行健确有可疵议之处，至少他消解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也确实涉及到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举世关注的历史事件后何以为人的问题。如果站在纯文学的立场，我则同意刘再复说的，“高行健是最具写作状态的作家”。我们还是应维护多元化的原则，为而写作的作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自应鼓励；而像高行健这种“返回自身”的作家也有其价值，从文化建设而言，毋宁说更有价值。
高行健是后现代主义作家吗？
作品中只有群体的声音而无个人的声音是前现代主义作家的标志；作品从群体的声音回复到全人的声音是现代主义作家的标志；作品中是个人的声音而又有对自我的批评和节制，是后现代主义作家的标志。事实上，无我、有我、限我是区别三类作家的显著标志。高行健是强调个人声音的作家，同时又是第一个提出“自我也是地狱”的作家。因此，高行健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更准确的说，高行健是有强烈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作家。
为了自救而写作
高行健
《灵山》｜高行健
我的创作观
我应该说，无论政治还是文学，我甚么派都不是，不隶属于任何主义，也包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我固然有我的政治见解和文学艺术观，可没有必要钉死在某一种政治或美学的框子里。现今这个意识形态分崩离析的时代，个人想要保持精神的独立，可取的态度，我以为有质疑。
我作为一个流亡作家，唯有在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中才得以自救。这并不是说，我就主张所谓纯文学，那种全然脱离社会的象牙塔。恰恰相反，我把文学创作作为个人的生存对社会的一种挑战，哪怕这种挑战其实微不足道，毕竟是一个姿态。
我为自己赢得表述自由的时候，才倾心于语言。我有时甚至游戏语言，可这并不是我写作的终极目的。而语言的游戏对作家往往是一个陷阱，如果这游戏背后不能传达通常难以表达的意味，即使玩得再聪明、再漂亮，也徒然是某种空洞的语言形式。我所以找寻新的表述方式，因为常规的语言限制了我，无法把我的感受表达得十分真切。
高行健于2000年因小说《灵山》获诺贝尔文学奖
文学创作所以有趣正在于个人的独创和不重复。作为原则说来容易，人事实上往往生活在他人的阴影里，特别当你由衷欣赏某些作家或某些作品的时候。我的经验是尽量拉开距离。
流亡西方对我并非坏事，相反为我提供更多的参照。我在国外完成的《灵山》与《山海经传》，已经了结了所谓乡愁。前者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引发的感受，后者则是对中国文化的源起的思考，都费了多年的心血。人一旦脱离所谓祖国，有种距离，写起来倒更为冷静。中国文化已消溶在我的血液里，毋需给自己再贴商标。传统的中国文化正面与负面，我已自行清理。一个作家重要的是超脱出来，有所创造，不必靠变卖祖宗的遗产过日子。倘要找出同西方作家的区别，恐怕是一种静观的态度，我对社会和自我都一概采取这种态度，当然也可以说发自根深柢固的中国文化传统，有别于西方作家通常采用的心理分析和体验。可老庄哲学的无为和佛家的出世过于消极，我毕竟想做点甚么，我非道非佛，取的是一种观省的态度。
我把文学创作作为自救的方式，或者说也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写作为的是自己，不企图愉悦他人，也不企图改造世界或他人，因为我连我自己都改变不了。要紧的，对我来说，是我说了，写了，仅此而已。
《一个人的圣经》｜高行健
我主张一种冷的文学
那种像革命一样闹得轰轰烈烈的文学的时代我以为已经过去了，因为这革命也已经把自己革完了，只留下一番苦涩、一种乏味，无聊乃至于反胃。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其所以轰动，不幸全在于政治的需要，或受攻击，或被捧场，不由自主弄成了一种工具、一件武器、一个靶子，以至于克丧失了文学的本性。
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或政治势力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着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者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真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种光荣。其实，作家同读者的关系无非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或若干人彼此不必见面，不必交往，只通过作品，精神上的一种交流。作者本不对读者负有多少责任，读者也不必对作者有所苛求，读与不读全在于自己的选择。
文学作为人类活动尚免除不了的一种行为，读与写双方都自觉自原。因此，文学对于大众或者说对于社会，不负有什么义务，伦理或道义上的是非的裁决其实都是好事的批评家们另外加上去的，同作者并无关系。
定居在巴黎后高行健靠着画中国水墨画为生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可以称之为冷的文学，以区别于那种文以载道，抨击时政，干预社会乃至于抒怀言志的文学。这种冷的文学自然不会有什么新闻价值，引不起公众的注意。它所以存在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欲满足之外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这种文学自然并非始于今日，只不过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的压迫，现今还要对统消费社会商品价值观念的浸淫，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诚然，这样的作家较之他的作品还更多一层困难，因为作家倘从事这种写作显然难以谋生，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另谋生计。因此，这种文学的写作就其本身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纯然精神上的自我满足。不过，一个社会再怎样繁荣，同得有声有色，倘竟容不下这种个人的精神活动，又不能不令人悲哀。
然而，历史并不在乎这种悲哀，只记录人类的活动，或者也并不留下记录。这种冷的文学能有幸出版而流传在世，只靠作者和他们为数不多的朋友的努力。曹雪芹和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曾出版，更别说造成什么文学运动，或成为社会的明星。这类作家大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夹缝里，埋头从事于这种当时并不指望报价的精神活动，不求社会认可，只自得其乐。
高行健水墨作品
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则被政治和伦理的是非弄得疲惫不堪，又落进种种的主义，即所谓意识形态与创作方法论争的泥坑中难以自拔，其实同文学都没多大关系。作家只有远远逃离这些没完没了且言不及义的论战才能自救。文学创作本是一种孤独的事业，是任何运动和集团都帮不上忙的，只倒过来遭到扼杀。作家只有作为独立不移的个人，不隶属于某种政见集团和运动，才能赢得彻底的自由。
这并不是说作家就没有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社会伦理的观念，总受到政治和社会挤压的作家自然也有话说，尽可以作演说，发宣言，大可不必都搅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去。就文学创作而言，即使言及政治与社会，我以为与其说是“干预”不如说是“逃亡”更为恰当，以此来抵制社会对自身的压迫和作为精神上的某种排遣。因此，我又以为，作家的位置最好置身于社会的边缘，以便静观和内省，才能潜心于这种冷的文学。
问题恰恰是，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连绵不断的战争、革命、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把全民族的知识界上上下下不容分说都卷了进去，迫使作家们不是充当斗士，便是无以维生，民也好国也好未曾救得了，却往往先把身家性命葬送掉了。而这种冷的文学则只有先逃难政治和社会的压迫，生计得以保障，才有可能。这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难以冷下来的缘故。所以说，冷的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被社会扼杀而求得积神上自救的文学。我又以为一个民族倘竟容不下这样一种非功利的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不幸，也表明这个民族精神上足够贫乏的了。
为此，我主张这样一种冷的文学。
一九九○年七月三十日于于巴黎
高行健档案────────────────
高行健（1940－ ），法籍华裔剧作家、小说家、翻译家、画家、导演、评论家。祖籍江苏泰州，1940年生于江西赣州。196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1987年移居法国，1997年取得法国国籍。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华语作家。直至2010年，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36种文字。代表作有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戏剧《绝对信号》《车站》等。
《山海经传》｜摇滚音乐剧｜高行健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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